译文
注释
喓(yāo)喓草虫，趯(tì)趯阜(fù)螽(zhōng)。未见君子，忧心忡(chōng)忡。亦既见止，亦既觏(gòu)止，我心则降(xiáng)。
草虫：一种能叫的蝗虫，蝈蝈儿。喓喓：虫鸣声。趯趯：昆虫跳跃之状。阜螽：即蚱蜢，一种蝗虫。忡忡：犹冲冲，形容心绪不安。亦：如，若。既：已经。止：之、他，一说语助词。觏：遇见。降：悦服，平静。
陟(zhì)彼南山，言采其蕨(jué)。未见君子，忧心惙(chuò)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yuè)。
陟：升；登。登山盖托以望君子。蕨：野菜名，初生无叶时可食。惙惙：忧，愁苦的样子。说：通“悦”，高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薇：草本植物，又名巢菜，或野豌豆，似蕨，而味苦，山间之人食之，谓之迷蕨。夷：平，此指心情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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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注释
喓(yāo)喓草虫，趯(tì)趯阜(fù)螽(zhōng)。未见君子，忧心忡(chōng)忡。亦既见止，亦既觏(gòu)止，我心则降(xiáng)。
听那蝈蝈蠷蠷叫，看那蚱蜢蹦蹦跳。没有见到那君子，我心忧愁又焦躁。如果我已见着他，如果我已偎着他，我的心中愁全消。
草虫：一种能叫的蝗虫，蝈蝈儿。喓喓：虫鸣声。趯趯：昆虫跳跃之状。阜螽：即蚱蜢，一种蝗虫。忡忡：犹冲冲，形容心绪不安。亦：如，若。既：已经。止：之、他，一说语助词。觏：遇见。降：悦服，平静。
陟(zhì)彼南山，言采其蕨(jué)。未见君子，忧心惙(chuò)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yuè)。
登上高高南山头，采摘鲜嫩蕨菜叶。没有见到那君子，我心忧思真凄切。如果我已见着他，如果我已偎着他，我的心中多喜悦。
陟：升；登。登山盖托以望君子。蕨：野菜名，初生无叶时可食。惙惙：忧，愁苦的样子。说：通“悦”，高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登上高高南山顶，采摘鲜嫩薇菜苗。没有见到那君子，我很悲伤真烦恼。如果我已见着他，如果我已偎着他，我的心中块垒消。
薇：草本植物，又名巢菜，或野豌豆，似蕨，而味苦，山间之人食之，谓之迷蕨。夷：平，此指心情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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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这是一首妻子思念丈夫的诗歌，和《周南·卷耳》一样，也有想象的意境。全诗三章，每章七句。第一章写思妇秋天怀人的情景，第二、三章分别叙写来年春天、夏天怀人的情景。全诗表现了跨度很长的相思苦。
首章将思妇置于秋天的背景下，头两句以草虫鸣叫、阜螽相随蹦跳起兴，这是她耳闻目睹的，说是赋亦无不可。画面之内如此，画面之外可以猜想，她此时也许还感受到秋风的凉意，见到衰败的秋草，枯黄的树叶，大自然所呈露的无不是秋天的氛围。“悲哉秋之为气也”，秋景最易勾起离情别绪，怎奈得还有那秋虫和鸣相随的撩拨，诗人埋在心底的相思之情一下子被触动了，激起了心中无限的愁思：“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此诗构思的巧妙，就在于以下并没有循着“忧心忡忡”写去，而是打破了常规，完全撇开离情别绪，诸如自己孤处的凄凉、强烈的思念，竟不着一字，而却改用拟想，假设所思者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将会是如何的情景。诗云，“亦既见之，亦既觏之，我心则降。”见，说的是会面；觏，《易》曰：“男女觏精，万物化生。”故郑笺谓“既觏”是已婚的意思，可见“觏”当指男女情事而言。降，下的意思，指精神得到安慰，一切愁苦不安皆已消失。古人质直，即使是女诗人也不作掩饰。这里以“既见”、“既觏”与“未见”相对照，情感变化鲜明，欢愉之情可掬。运用以虚衬实，较之直说如何如何痛苦，既新颖、具体，又情味更浓。方玉润说：“本说‘未见’，却想及既见情景，此透过一层法。”（《诗经原始》）所谓“透过一层法”，指的就是虚实相衬法。
第二、三章虽是重叠，与第一章相比，不仅转换了时空，拓宽了内容，情感也有发展。登高才能望远，诗人“陟彼南山”，为的是赡望“君子”。然而从山颠望去，所见最显眼的就是蕨和薇的嫩苗，诗人无聊之极，随手无心采着。采蕨、采薇暗示经秋冬而今已是来年的春夏之交，换句话说，诗人“未见君子”不觉又多了一年，其相思之情自然也是与时俱增，“惙惙”表明心情凝重，几至气促；“伤悲”更是悲痛无语，无以复加。与此相应的，则是与君子“见”、“觏”的渴求也更为迫切，她的整个精神依托、全部生活欲望、唯一欢乐所在，几乎全系于此：“我心则说（悦）”、“我心则夷”，多么大胆而率真的感情，感人至深。
此诗虽是重章结构，押韵却有变化，首章一、二、四、七句用韵；而二、三章则是二、四、七用韵。另外王力《诗经韵读》认为各章第三句“子”与第五、六句“止”亦是韵脚。
译文
注释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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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注释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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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译文
注释
葛(gé)之覃(tán)兮，施(yì)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jiē)喈。
葛：多年生草本植物，花紫红色，茎可做绳，纤维可织葛布，俗称夏布，其藤蔓亦可制鞋（即葛屦），夏日穿用。覃：本指延长之意，此指蔓生之藤。施：蔓延。中谷：山谷中。维：发语助词，无义。萋萋：茂盛貌。黄鸟：一说黄鹂，一说黄雀。于：作语助，无义。于飞，即飞。集：栖止。喈喈：鸟鸣声。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yì)是濩(huò)，为絺(chī)为綌(xì)，服之无斁(yì)。
莫莫：茂盛貌。刈：斩，割。濩：煮。此指将葛放在水中煮。絺：细的葛纤维织的布。綌：粗的葛纤维织的布。斁：厌。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wù)我私，薄澣(huàn)我衣。害澣害(hé)否？归宁父母。
言：一说第一人称，一说作语助词。师氏：类似管家奴隶，或指保姆。归：本指出嫁，亦可指回娘家。薄：语助词。污：洗去污垢。私：贴身内衣。澣：同“浣”，洗。衣：上曰衣，下曰裳。此指外衣。害：通“曷”，盍，何，疑问词。否：不。归宁：回家慰安父母，或出嫁以安父母之心。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葛(gé)之覃(tán)兮，施(yì)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jiē)喈。
葛草长得长又长，漫山遍谷都有它，藤叶茂密又繁盛。黄鹂上下在飞翔，飞落栖息灌木上，鸣叫婉转声清丽。
葛：多年生草本植物，花紫红色，茎可做绳，纤维可织葛布，俗称夏布，其藤蔓亦可制鞋（即葛屦），夏日穿用。覃：本指延长之意，此指蔓生之藤。施：蔓延。中谷：山谷中。维：发语助词，无义。萋萋：茂盛貌。黄鸟：一说黄鹂，一说黄雀。于：作语助，无义。于飞，即飞。集：栖止。喈喈：鸟鸣声。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yì)是濩(huò)，为絺(chī)为綌(xì)，服之无斁(yì)。
葛草长得长又长，漫山遍谷都有它，藤叶茂密又繁盛。割藤蒸煮织麻忙，织细布啊织粗布，做衣穿着不厌弃。
莫莫：茂盛貌。刈：斩，割。濩：煮。此指将葛放在水中煮。絺：细的葛纤维织的布。綌：粗的葛纤维织的布。斁：厌。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wù)我私，薄澣(huàn)我衣。害澣害(hé)否？归宁父母。
告诉管家心理话，说我心想回娘家。快把内衣洗干净。洗和不洗分清楚，回娘家去看父母。
言：一说第一人称，一说作语助词。师氏：类似管家奴隶，或指保姆。归：本指出嫁，亦可指回娘家。薄：语助词。污：洗去污垢。私：贴身内衣。澣：同“浣”，洗。衣：上曰衣，下曰裳。此指外衣。害：通“曷”，盍，何，疑问词。否：不。归宁：回家慰安父母，或出嫁以安父母之心。
参考资料：
赏析
人们常爱用“多义性”来解说诗意，这其实并不准确。“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当诗人作诗以抒写情志之时，其表达意向应该是明确的，不可能存在迥然不同的多种含义。但是，诗人用以表达情志的词语，却往往是多义的。倘若在诗之上下文中，那多种含义均可贯通，说诗者就很难判断，究竟何义为作者所欲表达的“原意”了。为了不至过于武断，人们只好承认：那首诗本有着“多种含义”。对于《葛覃》，遇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难题。这首诗的主旨，全在末章点示的“归宁父母”一句。然而“归”在古代，既可指称女子之出嫁，如《桃夭》的“之子于归”；又可指称出嫁女子的回返娘家，如《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记“冬，杞伯姬来，归宁也”。所以，《毛诗序》定此诗为赞美“后妃”出嫁前“志在女工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的美德，其出嫁可以“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而今人余冠英等则以为，这是抒写一贵族女子准备归宁（回娘家）之情的诗。二者对主旨的判断相去甚远，但在诗意上又均可圆通。究竟取“出嫁”说好呢，还是“回娘家”说好，也实在无法与诗人对证，只能留下一个悬案。
不管抒情主人公是待嫁女还是新嫁娘，她此刻正处在喜悦而急切的企盼之中却毫无疑问。诗分三章，展出的是跳跃相接的三幅画境。首章似乎无人，眼间只见一派清碧如染的葛藤，蔓延在幽静的山沟；然而这幽静的清碧，又立即为一阵“喈喈”的鸣啭打破，抬眼一看，原来是美丽的黄雀，在灌木丛上啁哳。这“无人”的境界只是作者营造的一种画境，在那绿葛、黄雀背后，还有一位喜悦的女主人公，在那里顾盼、聆听。次章终于让女主人公走进了诗中，但那身影却是飘忽的：刚看到她弯腰“刈”藤的情景，转眼间又见她在家中“濩”葛、织作了。于是那萋萋满谷的葛藤，又幻化成一匹匹飘拂的葛布；而女主人公，则已在铜镜前披着这“絺綌”，正喜孜孜试身。那一句“服之无斁”，透露着辛勤劳作后无限的快慰和自豪。三章的境界却又一变，诗行中多了位慈祥的“师氏”。她似乎在倾听，又似乎在指点，因为她的女主人，此刻正央求她告知急需澣洗的衣物。“害澣？害否？归宁父母”——那便是情急的女主人公，带着羞涩和抑制不住的喜悦，终于向师氏透露的内心的秘密。这里终于透露出，这位女主人公，原来是一位急切待“归”（出嫁或者回娘家）的新人。这样，前两章的似断似续，山谷中葛藤、黄雀的美好春景，和“刈濩”、织作的繁忙劳动，就不仅传达着女主人公期盼中的喜悦，而且表现着一种熟习女工、勤劳能干的自夸自赞了。这样的女子，无论是嫁到夫家还是回返娘家，都是足以令夫家爱怜并带给父母莫大安慰的。
在中国的传统中，对女子的要求从来是严苛的。所谓“妇德、妇言、妇功、妇容”，便是古代的男子世界所强加给女子必须习练的“妇教”。其要在于规定女子必须“贞顺”、“婉媚”和勤于丝麻织作之劳，老老实实作男子的附庸和婢妾，若非如此，便不配为人之妇。此诗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待归”女子勤于“妇功”的情景。
译文
注释
夏四月戊(wù)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lù)力同心，申之以盟誓(shì)，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lù)，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bǐ)我惠公用能奉祀(sì)于晋。又不能成大勋(xūn)，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jué)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晋侯：晋厉公。吕相，晋国大夫，魏骑现依的儿子魏相，因食色在吕，又称吕相。绝；绝交。戮力：合力，并力。申：申明。重：加重，加深。昏姻：婚姻。秦、晋国有联姻关系。天祸：天降灾祸，指骊姬之乱。无禄：没有福禄。这里指不幸。即世；去世。俾：使。用：因为。奉祀；主持祭祀。这里指立为国君。韩之师：韩地的战争，指秦晋韩原之战。厥：其，指秦穆公。用：因而。集：成全。
“文公躬擐(huàn)甲胄，跋(bá)履山川，逾(yú)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yú)、夏、商、周之胤(yìn)，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jiāng)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suí)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躬：亲身。擐：穿上。跋履：跋涉。胤：后代。东方诸侯国的国君大多是虞、夏、商、周的后代。旧德：过去的恩惠。怒：指侵犯。疆场：边疆。询：指商量。擅及郑盟：擅自与郑人订盟。疾：憎恶，憎恨。致命于秦；与秦国拼命。绥静：安定，安抚。大造：大功。西：指秦国。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miè)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xiáo)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tiǎn)灭我费(fèi)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yǔn)，是以有淆(xiáo)之师。犹愿赦(shè)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不吊：不善。寡：这里的意思是轻视。迭：同“轶”，越过，指侵犯。奸绝：断绝。我好：同我友好。保：同“堡”，城堡。殄灭；灭绝。费：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偃师附近。费滑即滑国。散离：拆散。兄弟：指兄弟国家。挠乱；扰乱。同盟：同盟国家，指郑国和滑国。犹愿：还是希望。即楚：亲近楚国。谋我：谋算我晋国。诱：开启。衷：内心。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quē)翦(jiǎn)我公室，倾覆我社稷(jì)，帅我蝥(máo)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sù)川，俘我王官，翦我羁(jī)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穆、襄：秦穆公和晋襄公。康、灵：秦康公和晋灵公。我之自出：秦康公是穆姬所生，是晋文公的外甥，所以说“自出”。阙翦：损害，削弱。蟊贼：本指吃庄稼的害虫，这里指晋国公子雍。悛：悔改。河曲：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济东南。涑川：水名，在今山西西南部。俘：劫掠。王官：晋国地名，在今山西闻喜西。羁马：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南。东道：晋国在秦国东边，所以称“东道”。不通：指两国断绝关系。
译文注释
夏四月戊(wù)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lù)力同心，申之以盟誓(shì)，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lù)，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bǐ)我惠公用能奉祀(sì)于晋。又不能成大勋(xūn)，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jué)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夏天四月初五，晋历公派吕相去秦国断交，说：“从前我们先君献公与穆公相友好，同心合力，用盟誓来明确两国关系，用婚姻来加深两国关系。上天降祸晋国，文公逃亡齐国，惠公逃亡秦国。不幸献公去逝，穆公不忘从前的交情，使我们惠公因此能回晋国执政。但是秦国又没有完成大的功劳，却同我们发生了韩原之战。事后穆公心里感到了后悔，因而成全了我们文公回国为君。这都是穆公的功劳。
晋侯：晋厉公。吕相，晋国大夫，魏骑现依的儿子魏相，因食色在吕，又称吕相。绝；绝交。戮力：合力，并力。申：申明。重：加重，加深。昏姻：婚姻。秦、晋国有联姻关系。天祸：天降灾祸，指骊姬之乱。无禄：没有福禄。这里指不幸。即世；去世。俾：使。用：因为。奉祀；主持祭祀。这里指立为国君。韩之师：韩地的战争，指秦晋韩原之战。厥：其，指秦穆公。用：因而。集：成全。
“文公躬擐(huàn)甲胄，跋(bá)履山川，逾(yú)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yú)、夏、商、周之胤(yìn)，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jiāng)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suí)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文公亲自戴盔披甲，跋山涉水，经历艰难险阻，征讨东方诸候国，虞、夏、商、周的后代都来朝见秦国君王，这就已经报答了秦国过去的恩德了。郑国人侵扰君王的边疆，我们文公率诸侯和秦国一起去包围郑国。秦国大夫不和我们国君商量，擅自同郑国订立盟约。诸侯都痛恨这种做法，要同秦国拼命。文公担心秦国受损，说服了诸侯，秦国军队才得以回国而没有受到损害，这就是我们对秦国有大恩大德之处。
躬：亲身。擐：穿上。跋履：跋涉。胤：后代。东方诸侯国的国君大多是虞、夏、商、周的后代。旧德：过去的恩惠。怒：指侵犯。疆场：边疆。询：指商量。擅及郑盟：擅自与郑人订盟。疾：憎恶，憎恨。致命于秦；与秦国拼命。绥静：安定，安抚。大造：大功。西：指秦国。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miè)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xiáo)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tiǎn)灭我费(fèi)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yǔn)，是以有淆(xiáo)之师。犹愿赦(shè)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不幸文公去逝，穆公不怀好意蔑视我们故去的国君，轻视我们襄公，侵扰我们的淆地，断绝同中国的友好，攻打我们的城堡，灭绝我们的滑国，离间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扰乱我们的盟邦，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记秦君以往的功劳，却又害怕国家灭亡，所以才有淆地的战斗。我们是希望穆公宽免我们的罪过，穆公不同意，反而亲近楚国来算计我们。老天有眼，楚成王丧了命，穆公因此没有使侵犯中国的图谋得逞。
不吊：不善。寡：这里的意思是轻视。迭：同“轶”，越过，指侵犯。奸绝：断绝。我好：同我友好。保：同“堡”，城堡。殄灭；灭绝。费：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偃师附近。费滑即滑国。散离：拆散。兄弟：指兄弟国家。挠乱；扰乱。同盟：同盟国家，指郑国和滑国。犹愿：还是希望。即楚：亲近楚国。谋我：谋算我晋国。诱：开启。衷：内心。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quē)翦(jiǎn)我公室，倾覆我社稷(jì)，帅我蝥(máo)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sù)川，俘我王官，翦我羁(jī)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穆公和襄公去逝，康公和灵公即位。康公是我们先君献公的外甥，却又想损害我们公室，颠覆我们国家，率公子雍回国争位，让他扰乱我们的边疆，于是我们才有令狐之战。康公还不肯悔改，入侵我们的河曲，攻打我们的涑川，劫掠我们的王宫，夺走我们的羁马，因此我们才有了河曲之战。与东方贵国的联系不通的原因，正是因为康公断绝了同我们的友好关系。
穆、襄：秦穆公和晋襄公。康、灵：秦康公和晋灵公。我之自出：秦康公是穆姬所生，是晋文公的外甥，所以说“自出”。阙翦：损害，削弱。蟊贼：本指吃庄稼的害虫，这里指晋国公子雍。悛：悔改。河曲：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济东南。涑川：水名，在今山西西南部。俘：劫掠。王官：晋国地名，在今山西闻喜西。羁马：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南。东道：晋国在秦国东边，所以称“东道”。不通：指两国断绝关系。
赏析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串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3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